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中国因素

区域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纷纷加入本区域安全治理之中,履行各自安全治理职责,合作方式已经成为各个安全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选择,这标志着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初步形成,在维护本区域安全和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尽管中国参与印度洋护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过程中参与较少,作用有限,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担当的身份严重不符。随着印度洋地缘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发展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失效和克服域内外个别大国战略误判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中国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加大。中国作为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已是不可或缺,并将在引导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和夯实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能力和基础、推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为维护印度洋区域安全与稳定,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印俄高度军备依赖关系生成机制探究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协调预警机制的思考

稳定职工队伍 ,要从建立基层劳动关系协调预警机制入手 ,在预测、预审、预报、预防上下功夫 ,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及时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尽量防止矛盾的激化。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对策研究观点述评

受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越发严峻。本研究在梳理高校毕业生就业相 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毕业地、高校类型、学科及家庭因素等方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了总结。研究认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劳动力需求收缩、就业稳定性变差、“慢就业”现象升温及就业歧视加剧等， 原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性失衡、用人单位适合毕业生的岗位稀缺、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及就业服 务缺乏针对性等。研究建议，为改变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应完善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 建立健全教育与就业的联动机制，提高高校就业工作实效性，同时毕业生也应顺应变化转变观念，制定职业规划， 培育就业能力。     

Stay or exit: How d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layers in glob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ar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adaptations as governments worldwide have instituted restrictions to regulate their activities. What explains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y respond to these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In our study of INGO responses to a new restrictive law in China, we identify four strategic responses with varying levels of compliance: legal registration, provisional strategy, localization, and exit.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s—strategic responses link is influenced by INGOs' adaptive capacity, which is in turn shaped by an organization's issue sensitivity, value-add, government ties, and reputational authority.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we develop for INGO strategic responses can shed light on state-INGO rel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many of which are subject to increasingly stringent regulations and a clos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

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当前及今后时期服务业重点行业人才缺口研究

当前“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从事服务业重点行业，是应对新形势下 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充分挖掘高技能人力资源、稳定青年人就业的重要渠道。本研究基于 2010—2022 年《中 国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宏观数据和2010—2021年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中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 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测算服务业重点行业的人才缺口数量，总结出三大重点服务行业亟须的人才类 型和特点。研究发现：当前人才教育培养存在“用工荒”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重知识、轻实践，受教育 水平与能力不匹配问题凸显；针对青年人就业观念的教育和引导较为有限。研究建议：教育部门应完善专业设 置和培养方案；企业和高校应积极推进大学生见习计划，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大学生的职业技能；高校和社会 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